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新路径浅探******
顾时宏
中国总理周恩来1955年出席印尼举办的亚非会议时,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外交应该遵循求同存异的“五项基本”和平相处原则。60年后的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纪念大会时,再次重申了他在2013年访问印尼时倡议“一带一路”合作要做到“五通”,指出“国之交在于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2021年11月19日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让双方民众真正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从求同存异的层面消除误会,实现双方稳定发展。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既是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过程,也是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过程,既是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也是在主动进入多元文化和世界文明语境的过程中,去创新性地阐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
作为肩负传播中华文化桥头堡的海外华文媒体,在当今“西强我弱”的话语体系的环境下,如何适应新形势、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在蜕变转型中开辟新路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华文传媒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的担当
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致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外华文媒体主要分布在60多个国家,主流的华文媒体有400多家。只有把握媒体的话语权才能推动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新时代,国际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时至今日,国际舆论中的“西强我弱”、“西攻我守”格局仍未改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强,中国需要在“走向世界”中,塑造全新的中国新形象,对外宣传介绍中华文化价值观、中国智慧、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离不开海外华文媒体和 6000 多万华侨华人的共同参与。
华文媒体一直是华侨华人与中国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华媒和华侨华人具有融通中外的优势,肩负向世人宣传“一带一路”规划、理念、政策、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舆论、引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沿正确战略轨道运行的重任。中国故事讲好了,华媒的传播效应就会逐渐深入民心,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必然得到提升,国际话语权也会不断提升。
海外华文媒体面临的挑战与优势
当前,海外华媒在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的路上面临诸多挑战: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西方媒体仍喜欢用预设立场和“标签式语言”描述中国,或通过议程设置淡化“一带一路”影响,或依照固有框架对中国“一带一路”进行扭曲不实报道,使得国外很多人对“一带一路”有诸多误解和偏见。在西方舆论主导的世界里,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是所有海外华文媒体的责任。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和平发展以及共同发展而提出来的,是中国领导人的智慧结晶。但是一部分国外学者却质疑“一带一路”的发展动机不纯。如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发文称,这是“珍珠链”的变相发展。更有人认为,中国是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号,让中国的一些过剩产能走出国外。一部分西方国家标签化中国,淡化“一带一路”带来的良好影响,扭曲“一带一路”的效益,为此给许多国家的民众带来了偏见以及误解,一些企业家在道听途说了不良言论之后,放弃了与中国的合作。
所以,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华文媒体肩负的责任。海外华文媒体了解国外社会经济形势,也熟悉中国国情,与当地的社会关系良好,更容易产生亲和力,传播的消息可信度更高。海外华文媒体应该积极主动地为“一带一路”发声,宣传“一带一路”的美好构想、光明前景、互利共赢、可信度高、有效性好等内容。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对西方媒体的扭曲报道予以批驳,在维护中国国际舆论形象的同时也是在为媒体自身树立良好的形象。为此,海外华文媒体的功能绝不仅限于联络、沟通当地华人,也不仅是让世界更多的华人了解当地,华文媒体的优势更不仅仅限于“华文”。
因此,作为海外的华文媒体,眼光不能够只局限于“华文”或者“华人”这个圈子,而应当“走出去”,与当地主流社会加强沟通,甚至是开展当地主流语言的新闻消息播发、宣传。这不仅是让当地主流社会了解中国,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可以为当地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更好的舆论环境,让华人真真正正能够安心、舒心地在当地长期生存,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借助海外优秀华文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同时通过当地的主流媒体,去讲好中国故事,不失为一条合作共赢的捷径。
如印尼的《国际日报》作为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不仅在印尼通过中文,而且通过印尼文和英文报刊,以及网络大力报道“一带一路”与印尼相关行业的发展,两国在基础设施和能源等许多领域的合作,以及在人文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充分报道中国企业和人民与各国企业和人民密切交往中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故事。该报在美国的《国际日报》开辟和介绍中国各地区的 16 个英文专版,通过《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发行到主流社会。通过多种渠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拉近当地人民与中国人民的距离,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更好合作。故而,在时代使命和责任面前,华文媒体加强和各国主流媒体的合作,引导当地主流媒体参与宣讲“一带一路”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如西班牙华文报《欧华传媒》与西语世界最大的通讯社埃菲社签了战略合作协议,让西方主流媒体帮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又如在南欧的《中希时报》华文报,在 2015 年增发了希腊语版。这每周 8 个希腊语版,使《中希时报》能够有机会和有条件跻身希腊主流社会,用当地语言向希腊人介绍旅希侨界,传达他们的呼声和诉求。同时,也让希腊各级政府部门从中了解中希双边合作情况,用希腊语讲好中国故事。
如今,很多国家的华文媒体已经尝试双语出版,这将打破海外华文媒体只为海外华人服务的狭隘局面。当住在国的民众看到一份自己可以看得懂并且与自己身边事相关的双语华文报纸或一档电视节目时,华文媒体的受众面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突破与转型。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政府与民间交流合作的力度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提升。
为中企造福当地发声 用历史故事促进民心融通
笔者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在宣介“一带一路”方面也应遵从“惠及当地民生,互利共赢”的宣传重点,应让更多的当地民众了解“一带一路”能够为他们带来哪些益处,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向好的改变,应特别杜绝“内宣外用”的现象,应以消除当地民众疑虑、为当地民众谋福祉为首要职责。
比如,全印尼最大的铝矿冶炼厂青山工业园在开放合作过程中,关心周边民众的福利,帮助他们搞副业、脱贫的各种活动已在当地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青山工业园区是习近平主席2013 年访问印尼时,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的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之一,工业区建成后就业了周边大批老百姓,并为周边民众免费提供电力、医疗等便民善举,获得当地政府和百姓好评,可赞的还有中国青山企业的到来,一直注意保护当地的青山绿水。笔者曾深入该工业区采写了《种下和谐,收获共赢》通讯报道,对当地媒体污蔑工业园开发带来环境污染进行了驳斥。
历史上,郑和七下西洋,“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下西洋来到印尼的郑和,给印尼人民带来的是友谊、文化、经济和繁荣,他给印尼人民留下了丰厚的穆斯林文化遗产,也给中印尼友好关系打下传统友谊基础。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印尼 60 年代后发生过几次排华事件,但随着中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中印尼关系已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政府提出的建设海洋大国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望不谋而合。近年来,中印尼宗教、教育、文化交流合作频繁,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印尼合作的顺畅得益于民心的相通共融。印尼民众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故事挺感兴趣。如雅加达的话剧院每月都用印尼语上演中国历史话剧,包括《薛仁贵》、《三国演义》片段。笔者认为,要深耕细作民心相通的工作,中国的话剧院、歌舞剧院应加强和印尼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历史上,中国与印尼的人文交流频繁,比如郑和下西洋时,这位穆斯林航海家对印尼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产生过极大影响。郑和访问印尼时,在三宝垄留下的三宝洞文物遗址,随行的中国公主嫁给了印尼当地土豪的故事;比如巴厘岛上中国姑娘江金花和当地土豪喜结连理的故事;比如井里汶的中国姑娘故事;比如日若皇宫里的中国瓷器、花瓶、中国茶的故事;比如苏门答腊岛上占碑省的千年佛塔遗址里记载中国唐朝佛教义净高僧于7世纪曾到过那里传授佛教开坛讲经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被当地华人经营的巴厘岛动物园大型歌剧院改编成歌舞剧每天上演,感动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华文化骨子里的与人为善,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也随之深入民心。
每年的6月底是郑和访问印尼三宝垄的纪念日子,三宝垄的民众都要举办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周年庆祝活动,包括用印尼语表演重现郑和当年到访三宝垄的情景,当地军人表演舞龙,抬郑和塑像沿街游行等群众文化活动。
由印尼泗水华人发起兴建的“郑和清真寺”目前在印尼各大城市已建起 14 间,对促进和印尼穆斯林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促进民心相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心的相通也助力了我国在海外兴建的第一条完整高铁——印尼雅万(雅加达至万隆)高铁的顺利建设。
新时期华文媒体用转型升级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舆论格局目前“西强我弱”,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音总体偏小偏弱。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陶光雄认为,转型发展是媒体永恒的命题,海外华文媒体也不例外。现在海外华文媒体一谈到新媒体转型,想到的就是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开账号,这些虽然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应用,但毕竟是国内的中文新媒体平台,受众也只是中文读者。在这些平台上扎堆用力,也算是一种“内卷”。因此,要鼓励和引导海外华文媒体向外语、海外社交平台延伸,充分发挥他们在外的特殊作用。
那么,海外媒体如何抓紧转型升级创造性地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的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要做到更有效,需要做到:一是要具备国际观。一条新闻即使是内宣,也要充分考虑发布后在国际上会产生哪些影响。二是要有良性的国传运行体制和机制。三是要启用大量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熟悉现代国际传播的人从事国际传播工作。比如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它在开台的时候聘请了大量长期在美国生活、有俄罗斯背景的人,这奠定了 RT 的成功。海外华文媒体也要有这样的魄力,对国外的记者也可以适当用一些,因为他们更了解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
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因此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也要全媒体出击,要充分利用海外的社交媒体,比如在 Facebook、Twitter 等海外社交平台上充分发声。不仅要有官方媒体的声音,更要有民间的声音、网友的声音。同时讲故事要多元化,可以有高大上的内容,也一定要有小故事。通过普通人感知自己身边的故事讲中国故事,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如李子柒就是用亲力亲为的视频故事让西方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孝敬传统文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21年11月19日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发言指出,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以小见大,全方位、多角度诠释中国发展成就。要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找到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找准国际交流的公约数,用西方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听得进的方式、听得信的内容,让中国叙事成为世界叙事和国际共识。要注重展示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用小切口展现大格局,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力争将我国发展成就的硬事实,在境外新媒体平台上实现软着陆,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用接地气的方式去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形成客观正面的中国观。
去年以来,中新社在国际传播中主动设置议题也值得华文媒体借鉴,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报道中,中新社策划推出《外国友人与中共》和《外眼看中共》等专栏稿件,借境外、党外的“外嘴”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报道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2021 年伊始中新社又推出学理型融合专栏《东西问》,聚焦文、史、哲、政、经,以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重点,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到《东西问》专栏的议题设置,中新社一直坚持“官话民说、硬话软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中话西说”,努力以事明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用最易被海外受众认知、理解和接受的语态,回答外界的疑惑与关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结语
海外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化、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一是要讲清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疑惑。中国和平崛起“故事”的核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在于中国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要把中国的成功故事,同世界各国的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惠及中国,也将惠及世界各国。这个故事讲清楚了,才会使中国故事成为全世界的“故事”,才能真正“入耳”、“入心”。在讲故事的时候,要遵循国际新闻传播规律,尊重宗教经典,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的时候,尊重别人的宗教仪式,尊重别人的社会风俗和伦理道德,只有彼此尊重,才能更好地讲故事,让对方听进去故事。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年轻化的趋势,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根据受众特点,结合互联网思维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唯有如此,才能引导各国民众在感受当代中国发展、感知中华文化魅力中,理解中国、亲近中国、认同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互惠共赢的理念才能接地气,融通中外,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国和平发展观才和世界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深入人心。
国际传播界·2022年 第1期
网络安全专家谈|沈昌祥院士:构建安全可信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体系******
过去的十年,是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奔涌向前的十年,也是深刻把握信息化发展大势、积极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十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工作进入快车道。新起点,新征程。回望过去,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取得哪些发展成就?立足当下,面临哪些新挑战?面向未来,将出现哪些新趋势?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中国网信》杂志融媒体中心、光明网网络安全频道、安恒信息联合推出系列专访。本期,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进行访谈。
记者:请您结合自身实践,谈谈网络安全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以及行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沈昌祥: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国家主权领域空间,也是国际战略在网络社会领域的演进,我国的网络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为宗旨,按照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战略要求,推广安全可信产品和服务,筑牢网络安全底线是历史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可喜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以下简称《密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网络安全产业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产业生态初步构建,产业结构逐步合理;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确立,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立,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力度不断加大,国家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我国网络安全在技术、产业和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在复杂的网络安全博弈中略显被动:自主创新不足,以“跟随型”为主的安全产业发展思路难以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体系尚不健全,重点领域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不足,集中表现为“网络安全底数不清”“网络防御被动应急”,难以形成网络安全积极防御体系,网络安全保障措施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对抗形势等。为此,我们应以前瞻性布局占据战略制高点,形成一套既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网络空间安全保障战略思维,以自主创新产业争取战略主动权,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构建世界领先、安全可信的自立自强网络安全产业生态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加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国际地位。在“十四五”期间努力打造安全可信的核心技术产业生态,构筑安全可信的网络安全基础,建立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系统完备的法律法规治理体系,加强良性循环的经费保障,做好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工作,为国家网络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网络强国构筑坚实基础。
记者:《网络安全法》对守护网络安全防线、构建安全可信网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也明确提出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对于“安全可信”的内涵该如何理解?
沈昌祥:“安全可信”是网络所使用的设备应当具备的安全性能,即在设备工作的同时,内含的安全部件进行动态并行实时全方位的安全检验,确保计算过程及资源不被干扰破坏和篡改,能正确完成处理任务。这就是用主动免疫可信计算3.0技术开发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相当于人体具有免疫能力,离开封堵查杀“老三样”被动防护,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我们逐渐认识到,掌握网信核心技术是我国摆脱网络安全受制于人的根本,也是保障重要信息系统及其数据安全的前提。保障芯片、整机、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硬件的供应链安全可信,成为建设网络强国的保障基石。
要实现安全可信必须自主创新、自立自强。首先要认清网络安全风险的本质。安全风险源于图灵机原理少安全理念、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少防护部件和网络信息工程无安全治理三大原始性缺失,再加上人们对IT逻辑认知的局限性,设计产品不可能穷尽所有逻辑组合,只能处理完成和计算任务有关的逻辑组合,必定存在大量逻辑不全的缺陷漏洞,从而难以应对人为利用缺陷漏洞进行攻击获取利益的恶意行为。
为了降低安全风险,必须从逻辑正确验证、计算体系结构和计算模式等方面进行科学技术创新,以解决存在的漏洞缺陷不被攻击者利用的问题,形成攻防统一的体系,这与人体健康必须有免疫系统一样。这就是中国可信计算3.0的新计算模式和架构,计算同时并行进行防护,即以物理可信根为基础,一级验证一级,通过构建可信链条,为用户提供可信存储、可信度量和可信报告等多种功能,为保证用户的数据资源和操作过程安全提供可信任的计算环境,有效降低系统的安全风险。由此可见,《网络安全法》要求推广使用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是科学合理的,也是高效可行的。
记者:在构建“安全可信”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体系,提高网络安全主动免疫能力方面,我们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沈昌祥:首先要自主创新发展主动免疫可信计算3.0,为安全可信产业打造良好生态环境。
可信计算3.0源于我国,对新型可信计算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1995年2月通过鉴定,定型装备,经过长期攻关形成了自主创新的可信计算3.0技术体系。
可信计算3.0采用运算和防御并行的双体系架构,在计算运算的同时进行安全防护,将可信计算技术与访问控制机制结合,建立了计算环境的免疫体系,能及时识别“自己”和“非己”成份,禁止未授权行为,使攻击者无法利用缺陷和漏洞对系统进行非法操作,最终达到“进不去、拿不到、看不懂、改不了、瘫不成、赖不掉”的效果,对已知和未知病毒不查杀而自灭。
其次是自立自强建立安全可信创新体系:一是可信体系架构的创新。可信计算3.0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节点由运算部件和防护部件并行的双体系架构,在保持原有应用系统不变的情况下,构建主动免疫的可信计算环境,为应用提供主动免疫安全可信的保障机制,主动拦截系统操作运行要素,按预定的策略规则进行可信判定,及时发现并禁止不符合预期的行为,保证全程安全可信的运行。
二是可信计算密码技术的创新。可信计算3.0架构根据国家《密码法》规定的算法标准发布的可信密码模块(TCM)国家标准,满足可信计算需求,并要在三个方面有重要创新:首先是构成了对称与非对称融合的密码体制,全面支持可信功能;其次,可信计算3.0架构下的可信计算密码技术以国内密码算法为基础,对称密钥算法使用SM4算法,非对称密钥算法使用SM2算法,哈希算法使用SM3算法,高效实现身份认证、加密保护和一致性校验;再是采用双证书体制,用平台证书认证系统,用加密证书保护密钥,并且将加密功能和系统认证功能分离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简化了证书管理工作,提高了系统通过隔离增强加密和认证功能的安全性。
三是可信平台控制模块的创新。提出以可信平台控制模块(TPCM)作为可信根,并接于主机的计算部件,在可信密码模块基础之上增添对系统和外设的总线级控制机制。TPCM是系统可信的源头,它将密码机制与控制机制相结合。目前,TPCM国家标准已发布,并被发展成为插卡、主板SoC和多核CPU可信核三种模式产品,得到大量推广。
四是可信主板的创新。可信平台主板将防护部件与计算部件并接融合,由TPCM和系统中的多个度量点(包括TPCM对Boot ROM的度量机制)组成防护部件,计算部件保持原有架构不变。信任链在“加电第一时刻”开始建立,从而提高了系统安全性。同时在主板上的多个度量点分别设置度量代理,通过这些度量代理实现硬件控制,并为可信软件层提供可信硬件度量和控制接口。
五是可信软件基的创新。可信软件基是在TPCM支撑下,基于双系统体系结构下以原始信息系统宿主软件为保护对象,构成并行的双软件架构。可信软件基在可信计算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对上与可信管理机制对接,通过主动监控机制保护应用,对下连接TPCM和其他可信硬件资源,对系统安全机制提供可信支撑,同时与网络环境中其他可信软件基实现可信协同。可信软件基并行于宿主基础软件,在TPCM的支撑下,通过宿主操作系统代理进行主动拦截和度量保护,实现主动免疫防御的安全能力。
六是可信网络连接的创新。针对集中控管的网络安全环境,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元三层可信连接架构,能够有效防范内外合谋攻击。同时,这一架构在纵向上对网络访问、可信评估和可信度量分层处理,使得系统的结构清晰、控制有序。进行访问请求者、访问控制者和策略仲裁者之间的三重控制和鉴别,实现了集中控管的网络可信连接模式,提高了架构的策略规则可管性、可信性。
记者:强化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离不开相关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今后在进一步打造安全可信的产业生态方面,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政策、创新制度?
沈昌祥:要优化产业政策,打造安全可信的产业生态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力度,扶持网络安全产业和项目,加快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形成安全可信国产化推进机制,推动安全可信技术产品应用。出台相应政策为自主创新产品提供市场应用空间,促进技术产品创新、性能优化提升与产业应用协同发展。
要以企业为主体,优化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发展环境。优化企业生存环境,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更有利的国际化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通过建立产业并购基金、共享专利池等措施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持,减轻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
要加强人才培养,建设全方位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加强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建设,由专业机构、行业企业等梳理人才需求,同时加强用人单位与高校、专业培训机构的合作,进一步缩短人才供需差距。
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强化经费监管,大幅提升国家资金的利用效率。优化经费支持方式和监管模式,提升经费投入效益。通过成立专业化项目管理机构,统一受理网络安全项目申请,严格公正评审立项,整合原有网络安全项目资源,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完善现有经费监管模式,建立合理的经费申请和评审流程,同时在各环节加强审计。加强产学研用管等各方面的配合,前瞻性统筹经费支持方向,在优先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同时,充分考虑经费投入将产生的经济效益,设立“产业基金”“创新基金”等实体机构,加快技术研发市场化速度,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化经费支持机制。(记者 李政葳 孔繁鑫)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